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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文|楊帆⠠遙遠⠠危思安

當前市場對於特朗普加征關稅的總量影響探討已較為充分，但對加征關稅的行業順序和邏輯討論較少。我們通過測算和推演，發現行業技術性水平和對華進口依賴度是影響加征關稅行業順序的兩大關鍵變量，而在“特朗普2.0”製造業回流的目標主導下，美方或更關注兼具高技術性和高對華依賴性的行業，如部分機電、化工、光學儀器產品等。不過，對於涉及美企商業利益較多的領域，例如消費電子行業，特朗普或采取先加征、再豁免、並對美國企業單獨施壓要求加速替代產業鏈建設的做法；對於部分短期供應鏈可替代性較低的行業，例如醫藥、化學品、稀土等，後續若被加征關稅也可能在國內商界壓力下得到豁免。

▍對華關稅是特朗普貿易政策的核心工具，當前金融市場對於特朗普加征關稅的宏觀總量及出口影響的研究已較為充分，但對於具體行業的加稅及豁免優先級的內在邏輯討論較少，因此我們對於“特朗普2.0”對華關稅可能的行業順序進行了詳細的量化測算和邏輯推演：

▍回顧曆史，“特朗普1.0”時期，美國對華以清單形式分批加征四輪關稅，涉及累計3700億美元商品，每輪關稅所涉及的商品行業類型具有鮮明特征。

從加征關稅的核心邏輯來看，我們發現特朗普在前兩輪關稅的行業選擇上優先關注技術性水平較高、進口替代性更強的行業，但後兩輪關稅的政治製裁以為更濃，經濟考量相對較少。從美國的訴求來看，技術競爭是中美博弈的焦點，因此我們選擇“行業技術性水平”為變量，衡量中美技術競爭因素是否會影響關稅加征的優先級；而從關稅的經濟成本來看，進口成本的上升將給美國各行業帶來相應的經濟衝擊，因此我們選擇“對華進口依賴度”為另一變量，以衡量供應鏈重塑帶來的經濟後果。我們通過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給出的各行業生產複雜性指數（PCI），以及各行業在每輪加稅前一年美國自中國或自由貿易國家（FTA）進口比重，對兩大關鍵變量進行量化，並觀察其如何影響關稅決策。整體來看，前兩輪加征關稅覆蓋率較高的行業技術性水平明顯較強，且對華進口依賴度整體較低，表明前兩輪關稅主要以中美戰略競爭為核心考量，同時試圖減少加稅對美國本土帶來的經濟影響。不過，後兩輪關稅所涉及的行業並未太多考慮行業技術性水平，與美國對華進口依賴度相關性亦較低，表明後兩輪政治製裁的意味更濃，經濟考量相對更少。

與此同時，關稅豁免也是此前關稅加征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我們發現技術性較強、對華進口依賴度較高的行業可能獲得優先豁免。我們以“最早加征關稅的時間”和“最早豁免的時間”計算了HS6位編碼下各細分行業從加稅到豁免所需時間，並加權得到了對應大類行業的整體豁免所需時間；同時又加總HS6位編碼下各受到關稅豁免的細分行業整體美國自華進口額，除以對應大類行業被加征關稅的進口總額來量化關稅豁免的力度。從技術性水平和對華依賴度這兩大指標來看，技術性強、對華進口依賴度高的行業會被更快豁免，並且豁免力度更大。我們認為，其背後的主要原因在於加征關稅本身是動態博弈的過程，美國本土商界對於穩定供應鏈的訴求可能會推升相應行業關稅豁免的緊迫性，決策層也需要穩定短期內關稅帶來的經濟負麵影響。

▍展望後續，“特朗普2.0”時期或更多將關稅作為倒逼製造業回流的施壓手段，因此在對華潛在關稅的加征順序上，思路或和上一輪相比有所調整。

在對華依賴度這一指標上，“特朗普2.0”貿易政策團隊的思路相較於此前有所調整，因此對華依賴度越高的行業，在本輪潛在關稅中的加征優先級或更高。“特朗普1.0”時期，對華關稅優先加征對華進口依賴度低的行業以及進口替代性強的行業，核心考量是試圖減少加稅對美國本土帶來的經濟影響。但從“特朗普2.0”貿易政策團隊思路來看，被特朗普提名為商務部長的盧特尼克以及提名為貿易代表的格裏爾均認為關稅是倒逼製造業回流美國的施壓手段，更加關注中美產業結構的再平衡而非簡單的削減貿易赤字，因此後續加稅思路或更傾向於關注對華進口依賴度較高的行業，因此這一指標對於關稅加征優先級的影響或從此前的負相關調整為正相關。

在行業技術性水平這一指標上，對比“特朗普1.0”時期，“特朗普2.0”團隊思路並未有明顯變化，中美技術競爭仍是中美博弈核心。綜合來看，我們認為在“特朗普2.0”時期，美方或短期內優先關注兼具高技術性和高對華依賴性的行業，如部分機電、化工、光學儀器產品等，中期維度上或關注部分皮革製品，紡織製品等。展望後續，中美技術競爭或仍是美方關注重點，特朗普在競選主張中多次強調要保障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因此我們認為“特朗普2.0”時期“行業技術性水平”對關稅優先級的影響邏輯或延續此前思路。綜合篩選來看，我們發現部分機電、化工產品、光學儀器等產品同時符合對華依賴度較高、行業技術性水平較高的特征，且根據美國商務部普查局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數據，這幾類行業當前關稅覆蓋率較低，仍有一定的加稅空間。因此，若特朗普對華加征關稅，相關行業或短期內優先被納入清單。此外，對於技術性水平較低的行業，根據美國商務部普查局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數據，相比2017年，2024年1-10月美國在皮革製品行業對華進口依賴度大幅下降，而雜項製品、鞋帽紡織等行業的對華進口依賴度仍處於高位，相關行業或是中期維度上加征關稅的潛在選項。最後，藝術品、武器和零件、植物產品等對華依賴度本就很低，在上一輪加稅中對華依賴度也沒有明顯下降，因此這類關稅效果不明顯的行業預計難以在後續加征。

此外，在加征關稅的同時，部分行業也存在優先豁免的可能。對於涉及美企商業利益較多的領域，例如消費電子行業，特朗普或采取先加征、再豁免、並對美國企業單獨施壓要求加速替代產業鏈建設的做法；對於部分短期供應鏈可替代性較低的行業，例如醫藥、化學品、稀土等，後續若被加征關稅也可能在國內商界壓力下得到豁免。與加征關稅的政治邏輯相對不同的是，關稅豁免的底層動力或更多來自於經濟基本麵的承受能力以及美國商界的實際訴求，因此上一輪關稅豁免的思路，在“特朗普2.0”時期或仍有一定的延續性和參考意義。一方麵，對於和美企商業利益緊密相關的行業，例如手機、計算機等消費電子產品，特朗普或對相關企業施壓要求其承諾加大在美投資或加速供應鏈多元化，同時給予一定時間的關稅豁免。另一方麵，對於部分對華進口依賴度較高、短期供應鏈可替代性較低的行業，例如醫藥、化學品、稀土等，即使被加征關稅，後續可能也會在美國國內商界壓力的推動下被優先豁免。不過，考慮到美國推動製造業回流的戰略性定位，我們判斷部分行業在被加征關稅後或難被豁免，例如具有高度戰略競爭意味的的精密儀器、光伏材料等；具備產業轉移空間的玩具、家具等；以及和美國本土產業有較強競爭關係的電機設備和車輛設備等。

▍風險因素：

美國經濟形勢超預期惡化；中美博弈超預期加劇；全球地緣形勢超預期惡化；貿易關稅風險加劇。